许戈辉专访苏叔阳:编剧已沦落成给导演"打本子"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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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2-06

目前,军事专家意识到,应建设基于云计算的军事网络信息系统,以实现军事信息管理、资源及服务的高效统一调度,最终建立符合信息化战争需要的复合型信息系统。

  另一位与香港实习生一起工作过的内地员工赞赏港青的工作态度:“他们是‘你随意,我拼命’。”  实习,令香港学子与内地走向相互了解、宽容、欣赏,越来越多的香港学子选择到内地实习,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机构向香港学子敞开大门。据媒体报道,这个夏天,选择到内地实习的香港学子有数万人之众,为历年之最。近日,在一场金融论坛上,一位曾到内地实习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提出:香港要不要借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兴起,主动拥抱人民币金融?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香港学子已跳出个人发展议题,思考整个香港和整个国家的前景。正如习近平主席致信香港“少年警讯”成员所言:祖国和香港的未来,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。

  它的群戏非常精彩,宽永、修鹇等有魅力的配角减轻了主角必须撑完全剧的压力。  该剧虽然有外星人等奇幻元素,却没有花很多钱在特效制作上,所以观众不会见到蓝光、绿光飞来飞去,画面色调给人感觉比较舒服,服装、化妆和道具符合人物身份,帮助观众进入剧情。在表演上,两位主演称不上优秀,但不会让人出戏。宋茜学会“收”着演,平凡女主角的代入感很强。

  一到夏季,消防检查是重点,老张和青年民警李丹平在拓石信号工区进行消防检查。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火车运行安全,老张每天都要来到运转室了解当天列车运转情况。一些运送重点物资的列车在车站短暂停靠,老张要对每一节车厢进行检查,确认安全无误后列车才会开出。老张和拓石接触网工区轨道车司机一起,了解最近行车和线路状况。夏季汛期到来之前,工务部门在线路两侧加固山体,老张提醒工人注意山上落石,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

  2014年9月,刘贺朋曾经主持全国青年文明号二十周年交流展示活动。2015年11月主持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主办的“国企楷模北京榜样颁奖会”。此次颁奖典礼由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全程播出。刘贺朋的另一个爱好是羽毛球。他每周未都会与球友一起泡在球馆打羽毛球。

  施庭荣向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,读完后,他早已为宋思莲的坚强和无私所折服。于是,他用颤抖的双手提起笔,怀着激动的心情,给心目中的女英雄写下了第一封信。收到来信,宋思莲十分意外,也非常感动,她第一时间给施庭荣回了信。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:宋思莲误以为施庭荣是个孤儿,写信前来是为寻求帮助,于是还给他寄去了35元钱以表关切。

   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,千帆竞发勇进者胜。

  所谓快乐学习,应该是刻苦学习、乐在其中。”“真正要让学生减负,还需要各方合力。”合肥市南门小学校长费广海认为,单纯除了学校减负、校外减负外,家长也需要减负,“如果孩子在补习班、兴趣班中疲于奔命,不仅极易让孩子养成‘课内不听课外补’的惰性,而且负担过重压力过大,也极易丧失对学习的兴趣。

苏叔阳近影  人民网北京11月2日电(记者郭晶)作为当代著名剧作家、国家一级编剧,苏叔阳用自己的作品打开了一代人的心灵。 他的《中国读本》更是以15种文字出版,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量达到1200多万册。 而这部走出国门的经典之作,是苏叔阳罹患癌症后在病床上完成的。

与病魔纠缠了十六年,使得原本个性锐利的苏叔阳变得宽容谦和。

近日,凤凰卫视《名人面对面》节目专访到苏叔阳,主持人许戈辉更在博客中透露苏老“不吝啬地和自己分享了他的初恋故事”  以下是许戈辉博客内容:  苏叔阳,当代著名剧作家、国家一级编剧。

他的《中国读本》更是以15种文字出版,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量达到1200多万册。 而这部走出国门的经典之作,是苏叔阳罹患癌症后在病床上完成的。 与病魔纠缠了十六年,使得原本个性锐利的苏叔阳变得宽容谦和。

然而出于对编剧事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,苏老还是会频出惊人之言。 比如他指出如今的电影圈导演独大,编剧行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;国学虽然复兴,但其间充满了浮躁的风气。 追忆以往,苏老充满怀恋,更不吝啬地和我分享了他的初恋故事。   三次抗癌磨练心态,主张发展勿忘先贤  许戈辉:苏老师气色很好,据我所知,您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十六年了。

身体上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,在艰难搏斗的过程中,有没有绝望到想放弃的时候?  苏叔阳:查出肿瘤那年我才56岁,正是最出活的时候了。 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,头发从发根开始变白。

第一次手术之后,医生说肾癌的转移可能在七年以后,让我不要太乐观。

果然我在第七年就肺部咳血了,确诊又是癌症。 2001年又做了一次手术,医生建议我接着放疗。 第三次是2003年,在脾脏上发现了占位性病变。 医生给我做了一次大剂量的放疗,后来他承认有后遗症。 通过这几次的反复,我体会到“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”。

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,对待坎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。 邻居一个得慢性病的大姐说,“我现在按倒计时活着,做完一个星期能完成的事就有一种成就感,下一次我做两个星期”。 我就按着她的方式去做,正是在那个时候把《我们的母亲叫中国》改成《中国读本》。

  许戈辉:当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,您最看重的还是写作。

怎么会想到重新编写《我们的母亲叫中国》呢?为什么在生命特别有限的时候,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历史和文化?  苏叔阳:这条道路是我自己选定的,不管多么艰难,我都要走在这条路上。 生病之前我曾在几个学校里讲过中国文化,学生递的小条都够你喝一壶的。

有一个条子非常挖苦:“尊敬的苏先生,是不是因为你黔驴技穷写不了剧本和小说才会讲中国文化?请问除了夸赞你的祖先之外,还有什么本事?”我的回答是:“尊敬先贤是后辈人的职责,我们没有理由和权利不敬畏他们。 他们在比我们落后很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做出那样天才的思考,我们无权,也没有资格来菲薄我们的先人。 ”等我做完手术再去讲的时候,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,都给我热烈鼓掌。 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多于肯定,批判多于继承,以至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断代的感觉。 我有让它继续的使命感,不能因为今天的发展就否定先贤。

我们今天的思想是来自于对先贤的继承。   国学盛行切勿浮躁,编剧成多余职业?  许戈辉:您最近刚刚完成一部戏曲,这是您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领域吧?  苏叔阳:我有孩子般的好奇心,没试验过的我总想试验。 昨天在黄宗江的灵堂面前,他女儿跟我说,黄宗江这次刚做完手术醒来时还说,又构思了两个剧本。 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很相象,不过我落实的很少。

也许是写这个戏又引起了我的激情,我还想试验点新东西。

从客观环境上来说,电影界一天比一天轻视编剧。

甚至有人认为编剧就是给导演打本子的,让你怎么改就怎么改。 我们那一代的编剧大部分都是从作家队伍转到影视编剧的。

剧本如果有什么改动导演会跟我们商量,他会体现原作的精神。 现在我渐渐地发现,编剧似乎成为一个多余的职业。

  许戈辉:您的《中国读本》出版量已经达到一千两百万册,您还有期盼到达的更高峰吗?  苏叔阳:我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探索远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程度。

现在由于国学又成为一种时髦,所以大家都来学。

这种浮躁的现象不利于我们国家真正优秀文化的传承。 怎么用新的、符合时代发展的眼光来重新梳理我们的传统文化,这是很重要的责任。 当然这不是我能完成的,但是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 幸好我还会写一点文章,应该利用这点做一些这样的工作。   病后学会宽容,追忆往昔暗恋情怀  许戈辉:在和病魔搏斗的过程中,您的脾气和性格有没有发生变化?  苏叔阳:我有好多观念和别人不一样,比如我不提倡“抗癌”这个说法。 它是你不请自来的朋友,你跟它抗没用,只好顺着它的性子。 我不知道还能存活多久,我要在这段时间里干我最喜爱的事情。

白岩松曾经采访过我一次,他说发现我得病以后更宽容了。 我过去好发表意见,有时候言辞还很刻薄。 后来发现我看不惯的兴许在别人眼里是最好的,凡存在都是合理的。

  许戈辉:您现在会经常追忆从前吗?最经常回想起来的是欢乐还是苦难?  苏叔阳:我要是一天闲着没事,情绪就会很不好。 年轻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,而走到我这个年龄,前面的日子就很短了。 我只有追忆以往,才能找到自己活到今天的理由。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,我们国家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灾难、饥荒都赶上了。

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,“生而为亡国奴”,那些记忆是很深刻的。 光复后有一两年日子过的比较好,那是我的少年时期。 昨天我去黄宗江的灵堂,记起1948年我看了他的一个电影叫《大团圆》。 我记得黄宗江的名字就是在那个时候。

从他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艺术家——一个艺术家要用他的整个生命去拥抱艺术,而不是让艺术成为他点缀自己的一个招牌。   许戈辉:在您个人的感情生活史上,是否有某些遗憾?是否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爱一场?  苏叔阳: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大姐,后来我们被迫不能再接触。

《故土》里有一章就是写的我自己。

开学前一天我们坐在天坛公园的草地上,她把一块大怀表摆在草地上,看着秒针一圈一圈地转。 转一圈就离回学校的时间更近,也就是说离分开的时间更近,那种心情是很难受的。 当然少年时不懂爱情,生活都已经过去了,这样的年代已经不再属于我了。